“我没什么值得被采访的，只是跟着部队活下来的幸运者，真正作出贡献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，可惜他们都不在了……”96岁的抗战老兵谢振林摩挲着泛黄的老照片，仿佛想再看一看那个14岁就参加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的少年。
太湖的芦苇荡，是谢振林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。
4岁失去双亲的谢振林，8岁时被送进上海市私立贫儿教养院。1941年，由于进驻上海租界的日军频繁骚扰，教养院被迫迁往苏州光福镇太湖中的小岛白浮山。
“那时我们半耕半读，新四军的民运工作者常来宣传抗日。他们告诉我们，鬼子占了我们的地，抢了我们的粮，不打出去就没有活路。”在这片新四军活跃的区域，12岁的谢振林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思想。
当地老乡的民谣更让他热血沸腾：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。”谢振林听着，心里像揣了团火。他见过鬼子用刺刀挑翻小贩的担子，见过逃难的老乡抱着饿死的孩子哭泣，“以前觉得自己小，啥也做不了，现在知道，当兵能报仇，能让更多人不遭罪。”
1943年11月的一个夜晚，谢振林和6个相熟的同学趁夜溜出宿舍。“我们早跟新四军的同志约好了，在附近村子的交通站会合。”月光下，7个少年背着小包袱，踩着田埂往前走，没人说话，却都攥紧了拳头。
谢振林因年纪小又识字，被留在太湖总队司令部任勤务员。“薛永辉司令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‘小鬼，好好干’。”当时战士们大多没文化，谢振林常教大家认字。“薛司令没架子，晚上就和我们一起挤在老乡家，身上长了虱子就一起掐。”
宿营时，稻草铺地就是床，两斤重的薄被是唯一的御寒物。“冬天盖着跟没盖一样，下雨后田埂冻得硬如水泥，走久了脚热了才慢慢暖和。”
在太湖打游击，讲究“打了就跑，跑了再打”。在司令部的日子，谢振林跟着部队在太湖地区辗转，“白天藏在庙里、老乡家，晚上才出动，有时候是伏击抢粮的鬼子，有时候是端掉伪军的岗楼。”
虽然主要是做文书工作，但谢振林也跟着战士一起训练，“三角瞄准、刺杀都要练，有一次差点和鬼子拼刺刀。”
在太湖地区，中共苏西县委书记薛永辉率领的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灵活运用阻击战、伏击战、迂回战等战术，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“清乡”和“扫荡”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1944年9月，日军纠集苏州、无锡的日伪军包围冲山，企图剿灭太湖抗日力量，扬言要活捉薛永辉。
当时，太湖游击队正在冲山训练抗日骨干，由于叛徒告密，日军掌握了部队行踪。刚好被派往一湖之隔的白浮山印刷培训材料的谢振林，站在山上眼睁睁看着日军包围了冲山岛。
来不及乘船撤退的战友们纷纷跳入芦苇荡。“芦苇长得比人高，是天然的掩体。”日军的汽艇在湖面巡逻，机枪、炮弹往芦苇荡里疯狂扫射，子弹打在水面上，溅起一片白花花的水花。燃烧弹像火球一样落下来，但青青的苇叶下就是深深的湖水，根本就燃烧不起来。
“鬼子气疯了，又想出坏招儿。”谢振林说，日军划来两条木船，船中间绑着根长竹竿，“两船同时向前开，高高的芦苇就被贴着水面的竹竿压倒，想把我们的战士逼出来。”
抗战老兵谢振林。 程功摄
谢振林后来听突围的战友说，战士们在芦苇荡里备了苇管，把两端削尖，含在嘴里能喘气。鬼子的船开过来时，大家就往水里一沉，只留苇管露在水面，竹竿压过，芦苇慢慢竖起来，就像没人一样。
谢振林在白浮山急得团团转，全力协助传递消息寻求救援。
冲山的战友们在芦苇荡里被困了20天。“白天躲在水里，晚上摸上岸摘稻穗、采橘子充饥。”鬼子逼老乡喊话：“薛司令，鬼子走了，上来吧！”但老乡的声音直发颤，一听就知道是敌人的圈套。直到20天后，日军以为清剿完毕撤退后，老乡才真正喊战士们上岸。
“出来时，大家的衣服破烂不堪，人瘦得只剩骨头，身上泡得浮肿，那一次，我们牺牲了三十多位战友。”冲山之围的胜利鼓舞了太湖地区的抗日士气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报名参军，抗日烽火越烧越旺。
在苏州吴中区光福镇冲山村的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馆里，陈列着谢振林写下的字迹：“缅怀抗日英烈，继承革命传统，弘扬新四军精神”。
2009年纪念馆开馆时，谢振林重返冲山，想起太湖的芦苇荡，想起牺牲的战友们，老人激动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誓死保卫的家园，他们没看到的胜利，我替他们看到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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